徐国泰这段时间都在收集日本人的情报，每天早出晚归的工作，让他有点疲劳，这天早上他在吃早餐，看到报纸上写的国共合作宣言，他明白如果国共两党合作，那说明战争就要来了。

1937年上半年，中国政治形势紧张，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国内对于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国民党政府在民众压力和共产党的倡议下，开始转变对内政策，寻求国共合作的可能性。

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陕北保安迁至延安，为国共合作打下基础。

2月，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包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并承诺在国民党接受这些要求的情况下，实行四项保证，如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等。

2月至6月，周恩来等共产党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在西安、杭州、庐山等地进行了多次会谈，讨论国共合作抗日的具体事宜。

国共合作的初步形成对上海乃至全国的抗日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国民党的政策转变，为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上海作为当时的国际大都市，其政治动态对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1932年发生的一二八事变对1937年上半年的上海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变后，虽然双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但日本在上海的军事存在并未减弱，反而加强了其在沪的侵略势力。这种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为1937年上半年的上海埋下了不稳定的种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标志着全面中日战争的爆发。尽管卢沟桥事变发生在北京，但其影响迅速扩散至全国，包括上海。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和中国的经济中心，其安全形势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卢沟桥事变后，上海民众的抗日情绪高涨，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加剧了上海的紧张局势。

在1937年上半年，随着中日关系的不断恶化，上海地区的军事部署也日益加强。中国方面加强了对上海周边地区的军事防备，同时日本也在上海地区增强了海军陆战队的力量。这种军事对峙为八一三事变的爆发创造了条件。7月11日，日本向上海增派了舰船和陆战队，这一行动加剧了上海地区的紧张局势，为后续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上海的军事冲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当时的国际联盟以及其他国家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表示了谴责，并呼吁双方停火。然而，由于各种复杂的国际政治因素，国际社会的干预并未能有效地阻止战争的蔓延。上海的军事冲突进一步加剧了国际局势的紧张，对世界和平构成了严重威胁。

1937年上半年的上海，经济状况受到了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上海作为远东最大的贸易港口和金融中心，其经济地位显著；另一方面，随着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的序幕逐渐拉开，上海的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开始受到战争的严重影响。

在1937年上半年，上海的工业和商业发展呈现出一定的繁荣景象。据资料显示，上海的工业产值在1933年达到了7.3亿，占全国12大工业城市产值的66%，显示出其工业基础的雄厚。商业方面，上海不仅是亚洲最大的黄金交易中心，还是世界第三大证券交易市场，商业活动十分活跃。

然而，民众的生活状况并非如经济数据显示的那样乐观。根据张忠民先生在《近代上海工人阶层的工资与生活》中的资料，1931年上海中国男工月名义工资仅17.9元、女工13.2元、童工10.2元，而工人家庭平均年支出却高达453.48元，这反映出普通工人的生活压力巨大。此外，童工的普遍存在以及工人长时间劳动但收入微薄，进一步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不公现象。

随着战争的临近，上海民众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战争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民众的恐慌情绪，物价上涨和物资短缺成为普遍现象。同时，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失业和通货膨胀等问题也日益凸显，加剧了民众的生活困难。民众的心态从最初的乐观和繁荣逐渐转变为对未来的担忧和不安。

1937年上半年，上海作为远东的文化中心，尽管面临战争的阴影，文化活动依旧活跃。话剧、电影、文学创作等成为民众思想交流的重要平台。

话剧运动：许多反映时代主题的话剧在沪上演，如《保卫芦沟桥》等，激励民众的爱国情绪，增强抗战意识。

电影产业：上海的电影业在这一时期也产出了一些反映民族危机和抗争精神的影片，如《风云儿女》等，通过艺术形式传递抗战信息。

在战争的背景下，上海的思想界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各种思潮在此交汇碰撞。

爱国主义思潮：在民族危机的背景下，爱国主义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各界人士呼吁团结抗日，捍卫国家主权。

左翼文化运动：左翼文化人士通过文学作品、报刊评论等形式，批判社会不公，呼吁社会改革，支持抗战。

教育和学术界在战争的动荡中也努力维持运作，为国家培养人才和推动学术研究。

高等教育：尽管时局艰难，上海的高校如交通大学等仍坚持教学和研究工作，培养了一批抗战时期的专业人才。

学术研究：学者们在艰苦条件下继续进行学术研究，一些研究成果为抗战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战略建议。

1937年上半年，上海的一系列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复杂反应。随着日本侵略者对上海的进攻和中国军民的抵抗，国际社会对这一地区的冲突表现出了深切的关注。

国际舆论：许多国家的媒体对上海的冲突进行了广泛报道，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行为的谴责声浪日益高涨。

外交努力：一些国家通过外交途径呼吁和平解决冲突，同时对中国表示了同情和支持。

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积极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援助，以抵抗外来侵略。

外交交涉：中国政府与各国进行了频繁的外交交涉，争取国际理解和支持，尤其是希望得到国联（League of Nations）的关注和干预。

国际援助：部分国家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包括医疗救助和物资支持，帮助受战争影响的中国民众。

上海的事件也影响了中外关系的发展，一些国家的态度和行为对中国的抗战产生了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友好国家支持：苏联等国对中国抗战表示了明确的支持，提供了军事援助和经济贷款。

中性或矛盾立场：一些西方国家虽然在口头上表示了对和平的渴望，但在实际行动上持观望态度，担心与日本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受到影响。

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在国际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发生的事件对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影响。

外交渠道作用：上海的外国租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中外交流和外交活动的场所，一些重要的外交活动在此进行。

日本鬼子早就在1931年9.18事件的时候，被当时的国联组织谴责，结果日本直接退出了国联组织。

1937年上半年，日本内阁在政治上呈现出紧张和不稳定的状态。广田弘毅内阁由于军部与政党官僚之间的矛盾，在1937年1月被迫总辞职。随后，林铣十郎于2月2日组阁，但该内阁同样面临国内外诸多压力。

林铣十郎内阁期间，日本对华政策出现了一系列调整。在军部主导下，日本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并提出对华“新政策”。然而，这一政策并未改变日本军政界长期以来对华侵略的根本观念，且在与中国进行有限接触后，日本即开始从“新政策”退步。

在国内，日本面临经济困境和政治不稳定，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给民众生活带来压力。国际上，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试图通过反苏反共的口号来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对英、美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

1937年上半年，日本内阁的政策和行动与即将爆发的全面侵华战争有着密切的关联。日本军部的强硬立场和对华侵略行为的持续，为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和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启埋下了伏笔。近卫文麿内阁在6月4日上台后，继续强化战争体制，推动了日本全面侵华的步伐。

广田内阁在1936年3月5日正式成立，由广田弘毅担任首相。内阁的成立标志着日本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时期日本政治逐渐向军国主义倾斜。广田内阁的特点在于其对军部的依赖和对扩张政策的积极推行。

内阁构成：广田内阁成员多具有官僚背景，其中不少成员曾担任过次官，显示出内阁与官僚体系的紧密联系。

政策倾向：广田内阁推行的政策明显倾向于军部的意愿，特别是在对外扩张和国家安全方面。

广田内阁期间，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这主要体现在对中国的侵略行动上。

侵华行动：广田内阁期间，日本军队在华北的行动加剧，包括对北平（现北京）的侵略和“七七事变”的发生，这标志着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

政策纲领：广田内阁制定了《基本国策纲要》，明确提出了“南进”和“北进”政策，企图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扩大日本的势力范围。

广田内阁时期的日本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军部的影响和控制，军部的意志在政府决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军部控制：广田内阁在人事任命、政策制定等方面受到军部的强烈影响，如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武官担任的规定，加强了军部对政府的控制。

军事扩张：广田内阁积极推动军事扩张，包括扩军备战和军需工业的发展，为后续的战争行为做准备。

国内压制：为了巩固军部的统治地位，广田内阁还实施了一系列压制国内民主运动和思想的措施，如《不稳文书取缔法》等。

林铣十郎内阁成立于1937年2月2日，这一时期日本国内政治环境复杂，对外扩张的野心日益膨胀。林铣十郎作为陆军大将，其组阁反映了军部对政治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内阁成立之初，日本正面临中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和国民政府的坚决抵抗，同时日本也在寻求改变其对华强硬政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和地区形势。

林铣十郎内阁的成立，部分是由于日本军部对于之前对华政策的不满，尤其是对于广田弘毅内阁未能有效推进日本在华利益的批评。军部希望通过林铣十郎内阁进一步加强对华政策的主导权。

国际上，日本与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这为其在外交上寻求更多自主权提供了机会。在国内，日本民众对于政府的对华政策也存在分歧，一部分民众支持强硬政策，而另一部分则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中日问题。

林铣十郎内阁提出对华“新政策”，旨在调整日本对华的外交策略，以缓和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寻求在华的长远利益。

“新政策”的提出是在对华“再认识”的基础上，日本开始意识到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抗日情绪的高涨，以及国民政府在统一和抵抗外侵方面的努力。因此，日本希望通过改变策略来适应这一新形势。

日本提出基于平等立场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重新检讨各种悬案，调整日中邦交。

不侵略原则：林铣十郎在议会中宣称，日本不会侵略华北，将利用一切机会消除中国的误解，并改善对华外交。

经济合作：日本开始寻求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希望通过经济手段加强双方的联系，促进东亚地区的共存共荣。

政治调整：日本提出要调整对华政策，包括对南京政权的承认和对华北特殊地位的实质确认。

尽管“新政策”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措施，但其背后仍然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局限。例如，日本在强调不侵略的同时，并未放弃对满洲国的支持和对华北的特殊利益追求。此外，日本军部和民间对于对华政策的看法并不统一，这使得“新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遭遇了强烈的反对和阻碍。

“新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和变化，但由于其内在的矛盾和外部的反对，最终未能有效改善中日关系，也未能阻止日本走向全面侵华的道路。这一政策的提出和失败，进一步加剧了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为后来的卢沟桥事变和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伏笔。

在1937年上半年，即日本全面侵华前夕，国际环境对日本内阁的政策制定和战略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以下是对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背景和日本战略选择的分析。

19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对全球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导致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在多个国家抬头。

欧洲的不稳定局势，特别是西班牙内战和纳粹德国的崛起，分散了国际社会对远东地区的注意力。

日本在1933年退出国际联盟，这标志着其与西方列强的分歧加深，国际地位相对孤立。

日本的侵略行为，尤其是对中国东北的侵占和建立伪满洲国，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

日本内阁在这一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扩大其在亚洲影响力的战略措施，包括加强军事力量和对外扩张。

日本的“大陆政策”进一步明确，意图通过征服中国来解决其对资源和市场的需求。

日本内阁在1937年上半年对华政策经历了从强硬手段到“重新认识中国”的转变，但并未改变其侵略本质。

日本试图通过分化中苏关系，加强对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压力，以实现其战略目标。

日本在1937年上半年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部署，特别是在华北和上海地区，为即将到来的全面侵华战争做准备。

日本陆军和海军的扩张，以及对外侵略的积极准备，显示了其对国际政治环境变化的适应和利用。

日本经济的复苏部分依赖于对外扩张获取的资源，尤其是在中国东北的资源开发。

国际市场的不稳定性促使日本寻求通过控制亚洲市场来保障其经济利益。

日本国内的政治氛围日益激进，军部的影响力在政府决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日本社会中广泛传播，为对外侵略提供了民意基础。

尽管面临国际孤立，日本仍试图通过与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建立联盟来平衡国际力量对比。

日本的外交政策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1937年上半年日本内阁在国际政治背景下的战略选择是多方面的，旨在通过军事、政治和外交手段实现其在亚洲的霸权地位。然而，这种选择最终导致了与中国的全面冲突，并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7年上半年，日本内阁在政治、经济及军事方面均面临重大挑战。广田内阁由于军部与政党官僚之间的矛盾激化，于1937年1月被迫总辞职。随后，近卫文麿受命组阁，成为新一任首相，其内阁成员包括了林铣十郎、松冈洋右等重要政治人物。

在国内，日本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动荡，军部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政党官僚的影响力相对减弱。国际上，日本与邻国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特别是对中国的侵略行动逐步加剧。

1937年上半年，日本内阁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行动，特别是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被拉开。近卫内阁决定向华北增兵，扩大侵略战争。

面对国内外的压力，近卫内阁试图通过加强国家统一和推动经济军事化来稳定国内形势。1937年度的国家预算支出比上年度增加了30%，其中军费预算占据了很大一部分。

军部在近卫内阁中的影响力显著增强，对政策制定和军事行动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军部的强硬立场推动了对华侵略政策的实施。

尽管内阁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军部的扩张行动，但也存在对军部行动的制约，尤其是在考虑到国内外形势和政治稳定性的情况下。

近卫内阁继续推行对外扩张政策，试图通过军事行动和外交手段来增强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德国和意大利的合作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加强。

在侵华战争的同时，日本内阁也尝试通过外交途径来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包括通过第三方国家的调停来进行和平谈判。

1937年上半年的日本内阁在国内外形势的双重压力下，采取了一系列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的内外政策，特别是在对华政策上，其行动直接导致了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对亚洲乃至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