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薛医生和刘盾的死有什么说法吗？”陈霆继续问道。

“薛医生的悲剧，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是一场内心深处的战斗，最终以精神的崩溃告终。”教授以一种沉痛的语调继续他的分析，“这种崩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每一次催眠都在无形中加剧了薛医生的心理负担。”

“在心理学中，我们通常认为，个体的早期经历，尤其是创伤性经历，会在潜意识中留下深刻的印记。”教授解释说，“薛医生的母亲自杀这一事件，就是他内心深处最为脆弱的部分。人格三在催眠中勾起这段回忆，无疑是在薛医生的伤口上撒盐。”

“在第二次集体治疗中，这种心理创伤被进一步揭开，导致薛医生的心理防御机制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教授继续说，“而在第四次治疗中，当薛医生再次被催眠，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儿时的恐惧、无助和悲痛再次涌上心头，这种情绪的复现对他的精神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心理学上，我们称之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是一种由于经历了创伤性事件后产生的心理疾病。”教授补充道，“薛医生的情况，就是典型的PTSD症状，他的自杀，是长期心理创伤和压力积累的结果。”

“至于刘盾的死，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教授进一步分析，“割掉下体的行为，可以被解释为一种‘自我阉割’，这在心理学上通常象征着对自我的否定，对欲望的压抑，甚至是一种对自我身份的拒绝。”

“自残20刀，这一数字可能并非偶然。”教授指出，“在心理学中，数字往往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20刀可能象征着刘盾在学校的20个月，每个月都是他焦虑和恐惧的累积。”

“脸部浸在硫酸里的这一行为，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可能象征着深层的自我毁灭倾向和身份的丧失。”

教授以冷静而专业的语调分析道，“在心理学中，硫酸具有强烈的腐蚀性，通常与破坏和消解联系在一起。当刘盾选择将脸浸在硫酸中，这可能意味着他在内心深处渴望抹去自己的面孔，消除自己的社会身份和个人特征。”

“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看，”教授继续说，“脸部是我们与外界交流的窗口，是我们表达情感和个性的媒介。因此，对脸部的破坏可能象征着对自我认同的否定，以及对与外界联系的断裂。”

“此外，考虑到硫酸与郭志的关联，”教授补充道，“这可能反映了刘盾对郭志的某种心理投射。郭志的遭遇可能在刘盾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在自己的行为中重现了郭志的痛苦和绝望。”

“在集体治疗和催眠的过程中，”教授进一步解释，“个体的潜意识可能会被激发，导致他们以非理性的方式表达内心的冲突和恐惧。刘盾的这一行为可能是一种极端的心理宣泄，试图通过肉体上的痛苦来缓解心理上的折磨。”

“这也提醒我们，”教授总结道，“在处理心理创伤和人格障碍时，需要极其谨慎和专业的方法。我们必须深入了解个体的心理状态，提供适当的支持和治疗，以防止悲剧的发生。”

“郭志整过容吗？”教授问道。

“整过。”

“那就对了。”老教授笑了，陈霆倒吸了一口凉气。

“可这也不对啊，刘盾的这些做法怎么能对应其他人？”陈霆继续问道。

“刘盾的行为虽然充满了象征意义，但要探究其深层原因，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的精神世界是极其复杂和神秘的。”教授以一种沉思的语调开始了他的讲解，“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仍在不断发展之中，对于某些现象，如刘盾如何感知到他人的痛苦，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解释。”

“在心理学中，有一种现象称为‘共情’，指的是一个人能够理解和感受他人的情绪状态。”教授解释说，“然而，刘盾的情况似乎超出了共情的范畴，他似乎能够更直接地感知到他人的负面情绪，这可能涉及到更为深层次的心理机制。”

“多重人格障碍，也称为解离性身份障碍，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状况。”教授继续阐述，“患者可能会有多个不同的人格状态，每个状态都有自己的情感、行为和记忆。这些副人格可能会在不同的时间出现，有时甚至主人格并不记得副人格的行为。”

“刘盾可能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体里的其他人格，但他可能无法完全理解或控制它们。”教授说，“他可能将副人格的行为和所经历的司机、薛医生等人的负面情绪，视为一场梦境，这种认知上的隔离可能是他心理防御机制的一部分。”

“在极度的恐惧和焦虑中，个体可能会采取自我伤害的方式来应对内心的痛苦。”教授解释道，“这种行为在心理学上被称为‘自我伤害行为’，它是一种应对压力和负面情绪的不健康方式。刘盾可能在无法承受内心的恐惧时，选择了以伤害自己的方式试图排除这种恐惧。”

“然而，这种自我伤害行为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加剧个体的心理困扰，导致更严重的心理问题。”教授说道。

“感觉像看科幻片啊！”陈霆说道。

“虽然我们的对话是基于目前所知的信息和心理学原理进行的合理推测，但确实，这些不能作为法庭上使用的证据。”教授以一种审慎的语调回应道，“在法律层面上，我们需要确凿的证据和严格的程序来支撑任何结论。”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我们所做的分析有助于理解涉案个体可能的心理状态和行为动机。”教授继续说，“然而，心理学的解释并不总能直接转化为法律证据，特别是在涉及复杂心理现象和精神状态的情况下。”

“此外，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个人的心理世界都是独特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理论应用于个体的具体案例。”教授补充道，“在没有直接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我们应避免对涉案人员做出过于武断的结论。”

“好，感谢教授的解答。”陈霆感激的说道。

陈霆一行人与老教授握手言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