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来到决定中国命运的1937年，今天是除夕之夜，徐国泰邀请了苏瑶来共度除夕，两人在徐国泰家里做了丰盛的晚餐，吃的饭后决定去看看电影，然后在去看看烟花。

与此同时，在日租界领事馆的一间会客室里面，有几位日后成为日本人的甲级战犯，他们正在商量着中日下一步的部署，对于中日之间的战争，日本内阁里面分成两派，以石原莞尔和畑俊六为首的保守派认为不应该扩大战争的规模，因为日本打不起，打仗就是打钱，日本经过1929年的经济危机，国内的经济恢复并不好，虽然我们吞并了东北三省，掠夺了不少资源，可一旦把这些全部投入战争里面消耗，我们根本就损失不起，而以坂垣征四郎和东条英机为首的扩大派却极力认为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他们认为中国的政府腐败无能，军事武器装备落后，各军的战斗力更是低下，而且这些年中国早就已经积贫积弱多年了，只要我们使出全力一击，中国这块朽木一定会支离破碎的，到时候我们占领整个中国，用中国的资源来发展我们大日本帝国，我们大日本帝国一定可以挤身和美英相提并论的世界强国。

总的来说日本1937年的上半年，国内的军国主义的对华侵略策略呈现出明显的逐步升级态势。从明治维新时期开始，日本就确立了扩张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制定了以中国、朝鲜为主要侵略对象的“大陆政策”。进入20世纪，日本在日俄战争后取代俄国在中国东北扩大殖民势力，设立殖民机构“南满铁路公司”，并把东北作为对中国殖民扩张的基地。

1931年9月18日，日本对中国东北发动突然袭击，即“九一八事变”，在短短3个多月内占领了东北全境。1932年，日本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进一步巩固了其在该地区的殖民统治。随后，日本继续向华北扩张，1933年5月压迫南京政府签订《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占领，并将冀东、平北地区划为缓冲区。

进入1937年，日本的军事部署愈发密集和具有针对性。1月20日，日本参谋本部在《关于对华政策给陆军省的建议》中明确提出“不再进行华北分治工作”，并表示“真的到了不得已时，经过最大忍耐后，准备给予中国致命痛击”，这表明日本侵略者决心发动一场战争。

1936年，日本已经制定了总体战略计划“国策基准”，并在该年举行了一次“将官”演习，向参加演习的将官交代了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战争部署。到1936年，日军已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北平（今北京）。1937年上半年，日军在华北地区的军事演习愈发频繁，特别是在卢沟桥附近，日军不断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形势日趋紧张。

军事演习的频繁化就是让日本驻屯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的军事演习从每月一次增加到三五天一次，且由白天演习发展到夜间演习，从虚弹射击发展到实弹射击。

战略资源的争夺是日本对中国华北地区侵略的真实目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控制该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如煤炭和铁矿等，以支持其不断扩大的军事需求。

1937年上半年，日本陆军内部在对华战略上存在显著分歧。陆军参谋本部主张谨慎行事，关注于对苏联的防御，而陆军省则倾向于采取更为积极的对华政策。

战略重心差异：陆军参谋本部更关注于北方的苏联威胁，认为应避免在中国战场上过度扩张，以防苏联的潜在攻击。相反，陆军省则认为通过迅速而坚决的军事行动能够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从而实现在华利益的快速扩张。

资源分配：陆军参谋本部倾向于将有限的军事资源用于对苏备战，而陆军省则主张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侵华战争中，以实现对中国的快速征服。

对华政策：陆军参谋本部在对华政策上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来扩大影响力，而陆军省则主张通过军事手段直接控制中国的关键地区。

在1937年上半年，日本陆军内部关于对华战争的持久战与速决战的争论也十分激烈。

持久战观点是以石原莞尔为首的的一部分军事战略家认为中国地域辽阔，民族意识强烈，对华战争很可能演变成一场持久战。他们主张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逐步侵蚀中国的抵抗力量，同时加强在华的长期军事布局。

速决战观点坂垣征四郎为首的另一部分军事领导人则认为，通过一次迅速而猛烈的军事打击，可以迅速摧毁中国军队的抵抗意志，迫使中国政府接受日本的和平条件。这种观点在陆军省中较为普遍。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1937年上半年日本内部对华战略的分歧和争论，这些分歧和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对华政策的制定和战争的进程。

1937年上半年，空气中都能闻到一股火药味，中日之间都在为战争的到来开始做准备，国民政府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方面进行了抗战的准备工作。

军事上，国民政府加强了军队的训练和装备更新，特别是针对日军的战术特点进行了针对性的部署。据统计，至1937年6月，国民政府陆军共有步兵182个师，另有骑兵、炮兵、工兵等特种兵种，总兵力约170万人^1。

政治上，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内宣传，号召全民族抗战，同时在外交上争取国际支持，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

经济上，国民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以增强战争潜力，包括加强工业建设、储备战略物资等。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初期就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并在实际斗争中加以实施。

持久战战略的核心是认为中国抗战是一场长期的、艰苦的战争，必须通过持久的斗争来消耗敌人的力量，争取最后的胜利。

在1937年上半年，面对日本的军事扩张，国际社会的政治态度和外交政策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反应。

英法态度：英国和法国作为当时国际联盟的重要成员国，他们对日本的侵略行为持有谴责的态度，但由于自身的战略考虑和对法西斯势力的绥靖政策，并没有采取有效的制裁措施。例如，英国在1937年与日本签订了《英日海军条约》，尽管条约中包含了对日本侵略行为的限制，但实际上并未对日本的军事扩张产生实质性的制约。

美国立场：美国在这一时期对日本的侵略行为持反对立场，通过《美国中立法》等立法手段限制对冲突双方的武器出口，试图通过经济手段影响日本的军事行为。然而，美国并未完全切断与日本的贸易，特别是在石油和钢铁等战略物资上，这种矛盾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日本的军事扩张。

苏联政策：苏联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保持警惕，同时出于对纳粹德国的担忧，苏联在外交上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苏联通过加强与中国的军事合作，提供武器和军事顾问，以支持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

在1937年上半年，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侵略行为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援助和贸易限制措施。

贸易限制：虽然一些国家对日本实施了贸易限制，但这些限制往往并不彻底。例如，美国在1937年7月之后逐步加强了对日本的贸易限制，但在整个1937年上半年，美国与日本的贸易额仍然较大，特别是在石油和钢铁等关键物资上。这种贸易限制的不彻底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日本侵略行为的制约效果。

1937年上半年，日本国内宣传机器全面启动，为即将到来的战争进行国民精神动员。

宣传策略：日本政府通过报纸、广播、电影等媒介，大力宣传军国主义思想，塑造对外扩张的正当性，激发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

教育制度：学校教育中加强了对天皇制度和国家主义的灌输，学生被教育要为国家和天皇献身。

媒体控制：政府对媒体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确保所有报道都符合战争宣传的需要。

国民参与：组织各种国民精神总动员活动，如“爱国储蓄”运动，鼓励民众为战争贡献财力。

随着战争的临近，日本开始对经济资源进行战时配置，以支持军事扩张。

工业转型：民用工业逐步转型为军需生产，重点发展钢铁、机械、化工等与军事相关的工业部门。

资源调配：加强对国内资源的控制与调配，确保原材料和能源供应满足军事需求。

农业政策：农业政策也进行了调整，以确保粮食供应，同时鼓励种植与军事相关的经济作物。

财政政策：政府增加军事开支，发行战争债券，提高税收，以筹集战争所需的资金。

劳动力动员：实施劳动力动员政策，包括征兵制度的加强和妇女劳动力的利用，以支持战争生产。

日本在1937年上半年的行动主要集中在对中国的侵略准备和军事演习，为即将到来的全面侵华战争做铺垫。

关东军在东北地区的兵力不断增加，通过频繁的军事演习加强实战能力，同时对周边地形进行详细侦查。

日本在华北地区的驻屯军兵力显著增强，并在北宁铁路沿线及丰台、卢沟桥附近频繁进行军事演习，挑衅意图明显。

日本政府逐步放弃之前的局部侵略策略，开始准备对中国进行全面的军事行动。

日本政府与军部在1937年上半年加强了对中国侵略行动的决策力度，军事预算大幅增加，军队调动频繁。

日本在1937年上半年的对外扩张政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一定程度的抵制，但未能有效遏制日本的侵略步伐。

而徐国泰收到戴笠来电，让他秘密收集上海日军的军事调动，武器装备，以及人员配置，徐国泰不敢耽搁，利用自己积攒的人脉都投入情报收集之中了，只为了能在战争到来前，为国军多争取一些胜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