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就到了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个属于工人的节日，对于东莞富裕鞋厂的工人来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他们胜利了，综合各媒体的报道，再结合公司内部消息，还原整件罢工事件 ，从4月5日至今，富裕鞋厂的员工追讨社保的集体行动已经持续了二十天，4万至6万人参与其中。与以往追讨欠薪、要求加工资的集体行动不同，这次罢工有一个划时代的鲜明特征：工人们为了争取社保而团结斗争。城市社会保险，包括养老、医疗、生育、工伤、失业，是维持一个城市无收入人士的基本生活的保障。这次行动代表着，农民工从农村早已进入城市，要求在城市中生存、生活下来，这是他们对于从农民工彻底转化为新工人的一种呐喊。

与很多人想象的场景不同，工人罢工并不是血雨腥风——没有打砸机器、破坏厂房，没有流血冲突，甚至连游行示威都体现出少有的温和。工人们每天早上按时到车间打卡，之后不上班，而是去逛街，或回宿舍睡觉。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劳动才是工厂的命脉，只要足够多人参与，停止工作就可以威胁老板。可是不暴力并不代表不愤怒。这种愤怒呈现在他们口号中：“还我社保!”“打倒台湾老板”“大陆人卖国求荣”。各个厂区里工人处处散扬着公开信、打油诗、传单。这次事件中，他们讨论激烈、行动团结、步调一致，在不同的意见中，工人向资方索要社保的要求达到了基本的共识。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各地的劳资冲突、罢工事件也不断发生。而在这众多的罢工之中，富裕鞋厂的行动，坚持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影响范围之广、行动之成熟和理性，都是近几年来不曾有过的。

富裕集团是一家台资企业，为耐克、阿迪达斯等世界名牌运动鞋的全球最大代工鞋厂，可谓制鞋业的富士康。其生产基地主要集中在中国、印尼、越南、柬埔寨和孟加拉。其中最大的一家厂区就是这次发生罢工的东莞市高埗镇厂区，建于1988年，现有约6万员工。

据富裕工人介绍，当得知缴纳了15年社保的老员工退休之后只能拿到每月4、500元的养老金，公司上上下下都感到震惊和质疑，陆续去社保局查询自己的社保缴费情况，才发现厂方缴交的社保额度不足。其中有一名老员工每月总收入3000元左右，厂里本应为他缴纳社保330元，但是工厂以东莞每年最低工资为基础缴纳社保，如以今年181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每月才缴纳27.15元，而几年以前，每月90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下，公司为他缴纳的社保只有十几元甚至更少。

工人们激怒了，决定在4月5日一起向台湾老板讨要说法，数千人在厂区主要路口设立路障拦住高管们的车辆，要求公司补齐所有社保金。以富裕集团公布的年报，富裕在东莞的6万工人，即使按3000元工资计算，厂里每月需要缴纳社保费总共应有近2千万元，但实际可能只缴纳了163万左右，这样一来，一年厂方欠下的社保费用少有2亿元。2013年富裕的净利润是42899万美元，约合25亿7千万人民币。这样算来，富裕厂是完全有可能为工人付清这几年来该交的社保费的。

这一要求是合理合法的，高管们也无法拒绝，答应在4月14日前做出答复。待到那天，工人们等来的答复却是历史欠账无法补缴，只能从本月开始足额缴纳，这再次引起了大家的强烈不满。八厂、三厂、六厂、一厂的3万工人开始罢工，行动逐渐蔓延，直到6万工人全部参与到罢工行动中。

被拖欠社保的不仅是流水线上的底层工人。实际上，级别、工资越高的员工，厂方欠下的社保是越多的。也就是说，除了台方高管，所有中高层管理的利益都被严重侵犯，这也是此次保卫社保的罢工行动能够有如此之大影响力的关键。

4月25日，富裕罢工事件发生的第20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终于第一次站在工人立场上明确地声明，东莞富裕鞋厂确实存在未如实申报社保缴费的问题，并责令整改(这是在富士康跳楼事件都未曾有过的!)。这或许是一种进步。

社保不仅仅是一个生计问题，在富裕的事件中，我们看到了它蕴含着的生产关系双重性。在劳资双方博弈中，一方面资方是否能够按时足额的为工人缴纳社保，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长期默许资方的侵权后能否有勇气做出调整。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一个单纯的劳资矛盾很容易转化为政治矛盾。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争取劳动权益、提高工人地位、夺取劳动果实的过程中，只有通过工人们高度的团结、坚定的斗争才能取得一定的胜利。

富裕厂都有很多老工人，五年以上的很多，大约占70%;十年以上的约占10-15%。老工人多，彼此熟悉信任，当然团结了。很多人都是十八九岁一二十岁进裕元的，现在孩子长大了一家人也在富裕工作的情况很多。亲戚关系的情况很多，大部分人都是老乡或者亲戚介绍进厂的，富裕在高埗还算不错的厂。

东莞富裕各个分厂大致情况：三厂(老三厂，也叫AB栋)，新三厂，制一鞋厂，上江城六七/八厂，低涌宝元C栋，这些都是鞋厂。

底厂有：制一底厂＜橡胶厂＞，一厂中底厂，加元1/2/3厂，G3中底厂，上江城橡胶6厂，IP厂，G8化工厂。底厂是鞋厂的上游工序，鞋厂是底厂的客户单位。模具厂有：YY2模具厂，YY3模具厂，G3模具厂。另外还有彰元射出厂，宝元纸品厂。高埗富裕所有的分厂就是这些了。

一厂(鞋厂/底厂)，新三厂，老三厂，加元三厂，y2/y3/G3模具厂，加元一厂，集中在稍潭工业区。上江城有六七/八厂，橡胶六厂，G3中底厂，IP厂，宝元纸品厂。低涌区有元宝c栋，G8化工厂，加元二厂。

其中：老三厂、G8化工厂、YY3模具厂，分别是NIKE的鞋厂、底厂、模具厂。

制1鞋厂/制1底厂/1厂中底厂/IP厂/YY2模具厂是做阿迪达斯的。6/7厂也是做阿迪达斯的。

8厂做所罗门的品牌，他的底厂是橡胶6厂/IP厂，模具厂是YY2模具厂。

低涌宝元C栋专门做ASICS，底厂是加元二三厂/G3中底厂，模具厂是G3模具厂。

其中，老三厂约1-1.5万人，一厂鞋厂约3-5千人，新三厂约6千人，六七厂约5千人，八厂约5千人，C栋约6千人。YY2/YY3/G3模具厂总共约两千五百人，其余工厂人数不详。

富裕的管理层级从上到下是：协理-经理-副理-襄理-主任-课长-组长-班长。

员工多就牵涉到干部帮派的问题，在某个厂，往往是某个省、市的干部占据领导岗位，手下员工也是自己的老乡比较多。比如说，老一厂是湖北通山干部比较多且各单位主管多是他们那里的，老三厂湖南常德的主管多，这样就在厂里形成一伙势力。

在富裕鞋厂，经常出现台湾佬想整某个单位主管，然后该主管就联合老乡主管带领手下员工罢工，让台湾佬下不了台，还得求他收拾残局。蔡逸飞看过太多了类似的情况，他学过的心理学，所以，他接管三厂后，尽量善待员工。员工有帮派纷争时，他也秉公处理，从来都是认理不认人。

这次罢工事件，很多主管没有明着带头，但暗中支持。毕竟这也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富裕鞋厂这次如果没有干部带头复工，估计罢工能坚持到五一。这跟蔡逸飞他们反复跟主管 、课长、组长、班长多次开会沟通衡量利弊有关系。

所以，五一劳动节前复工，干部起了很大作用，当然广大基层干部是心向员工的，各厂各部门主管利用跟基层干部的私人关系，以及跟员工的老乡关系，恩威并重，软硬兼施，让员工复工。当初罢工，主管们至少是不反对的，因为赢了他们得利最大。后来可能他们得到好处了或者是看到压力实在太大，态度就改变了，变成了坚决的复工主义。掉转头，协助台资方镇压罢工，甚至出现某某主管殴打罢工员工事件。后来所有主管都在劝导员工复工。

说主管最卖力，当然有一部分基层干部想表现自己。罢工后期，大部分基层干部其实也是顶不住上面的压力，才劝说员工复工。基层干部其实没得到台资方任何好处，他们更倾向于员工这边;但是身为干部，他们又不能公开反抗主管。

基层干部一直都是倾向员工。殴打强迫员工上班的都是课长级别以上的中层高层主管。在流水线上 干部和员工的关系不太好，但那只是我们内部矛盾，高层主管实际是站在厂方立场，说夸张点，是敌我矛盾。

因为蔡逸飞管理的三厂人最多，而且老员工也是最多了。所以，这次三厂参与罢工事件的人最多。

很多员工认为，这次罢工复工的主要原因是：1.政府强力打压，甚至警察封住厂门不让员工出来，到车间强迫工人复工。2.部分工人受前述情况影响，产生悲观、畏惧和失败情绪，觉得反正搞不赢了，捞了230元，见好就收，无奈复工。

所以，这次罢工只是在强势打压下被迫复工的，问题依然没得到解决。本来只是单纯的劳资纠纷，却由于政府的强势打压，导致更多人对政府和资方的不满。可说，这次罢工事件是三败俱伤，员工被打压，台资方需付出几十亿的补偿和罚款/滞纳金，政府的威信下降。

但是事情既然发展成这样，赶紧恢复生产才是王道。所以，蔡逸飞他们每天坚守岗位，一点也不敢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