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钟林峰，今年三十五岁，山东济南人，在安徽上的大学，现在在北京的一家出版公司做编辑。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对我而言，那是极不真实和极其痛苦的一天。

我的老婆张玉倩在妇幼保健院跳楼了，而我的女儿小妍失踪了。

张玉倩是我二零一五年失业的那段时间在推理小说论坛认识的，熟识之后她知道我现在是无业状态，还帮我介绍过一份工作，可没曾想这份工作是一个骗局，我不只没拿到工资，差点还要被抓去蹲监狱，张玉倩也被连累丢了工作。

经历这次被骗后，我发现张玉倩是个真诚的人，后来在双方家人的催促下，我们很快就领证结婚，又在通州马驹桥贷款买了个房，两室一厅，明年交房。

后来为了即将降生的小孩，我去租了个北京车牌，买了辆二手凯美瑞，家里有孩子了，有辆车更方便些。

北漂想在北京扎下来，差不多都是这样，说辛苦肯定辛苦，但人人都如此，我也没什么怨言。

孩子出世后，生活逐渐有了变化。

我媳妇儿张玉倩以前是个律师，因为被一个骗子公司连累失去了从业资格，后来转行做了一个编剧。生完孩子后，患上严重的产后抑郁症，有一年多时间完全不出门。

我平时要上班，为了不让她太劳累，就让我妈来北京帮忙看孩子，减轻我媳妇儿的负担。

但在老家的姥姥身体也不太好，我妈隔段时间还得回去看姥姥，好在不太远，一般三四天就回来。

去年底赶上我妈在老家感染了新冠，只能推迟回来的时间，剩我媳妇一个人在家看孩子。

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十点左右，张玉倩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小妍感染新冠了，必须赶紧带孩子去医院，要我立刻回家。

我让她先别着急，跟我说下女儿现在的具体情况。

但张玉倩完全听不进去我说什么，然后突然怒气冲冲地指责我不关心孩子。

“医院都打电话通知了呀！”张玉倩很急切的说完这句话，然后电话就挂断了。

大约在孩子满月后，张玉倩就经常出现突然情绪失控的情况，我们有定期看医生，也吃过抗抑郁的药，但她还是经常炸锅，发很大的火。

医生说，张玉倩非常缺乏安全感，让我多给她支持，我也尽量忍让。张玉倩冷静后也会承认，有时根本控制不了自己。

后来我俩就约定好，只要我发现她情绪有波动了，就立刻停止对话，等她冷静下来再说。

这次我就是这样应对的。

因为我们特意把房子租在区妇幼保健院附近，开车的话也就十分钟的路程，我心想应该问题不大，就继续忙工作，等中午下了班就立刻回去。

这是我人生目前为止，最后悔的一个决定。

半小时后我想张玉倩的情绪应该好点了，就打电话想问问孩子怎么样了，可是电话没通。

我估计她在哄孩子，结果十几分钟后，妇幼保健院打来电话，说张玉倩在他们那儿跳楼了，妇幼保健院处理不了，已经转到上级医院抢救了。

我眼前一黑，一切声音都像消失了，缓过神来后，我赶紧打车去医院（因为堵车和停车费，我上班一般坐地铁）。

我全程像神游一样，忘了自己是怎么到的医院，接待我的人是男是女也不记得了。

只记得最后医生的通知，像铁一样，砸进我的心里：人没救过来。

我坐在医院楼梯的台阶上，台阶特别凉，但我全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站都站不起来。

这种状态持续了十几分钟，我突然浑身发毛：小妍哪去了！

我找到医生，医生说送来的时候，只有张玉倩一个人。

我又立马给妇幼保健院打了电话，他们也说没见过孩子，我赶紧回到家。

刚到门口，就听见屋里有儿童歌曲的声音，这是张玉倩给女儿买的小音响，兔子形状的，连上网能听各种童话故事，女儿特别喜欢。

我满怀希望的推开房门，屋里没有小妍，只有一只唱歌的音箱，小妍总是忘记关它。

我立即就打电话报警，说了张玉倩跳楼和女儿失踪的事，然后又赶去派出所做了笔录。

接待我的是一个年轻警察，叫王德胜，他听完我的描述，说现在医院还是属于特殊场所，人很杂，他们会尽快出警，让我先回家等消息。

从派出所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突然感觉自己无处可去。

我在小区院子里转了好几圈，这里很多地方都有我们一家人的回忆。

小区里的花园，一到春天就会开各种花，很漂亮，我认不出几样，但小妍对这些花如数家珍，还会煞有其事地给我讲，不管我听不听。

张玉倩平时会带着孩子在花园里散步，我跟在她俩后面，小妍每次都很开心，一路上都会咯咯笑。

此时的花园已经完全凋敝，干枯的灌木和枯黄的野草趴在地上，没有一点生机。

我推开家门，屋里和外面一样冷。

家里的暖气片应该是又坏了，兔子音响已经不唱歌了，屋里很安静，厨房的锅里还有半锅粥，应该是我媳妇儿早上熬的，也凉透了。

在有孩子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常常希望屋里能稍微安静一会儿，没有小孩的哭喊声，张玉倩的斥责声，或者是锅碗瓢盆的碰撞声。

但此刻我才发现，这些自己平时特别想逃避的东西，其实是我现在最渴求的。

冷清一旦降临，就会从人的口、鼻、皮肤、毛孔等等一切可以渗入的地方进入骨髓。

我在沙发上坐了很久，突然觉得应该给家里人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这些消息。

张玉倩跟她家里关系不好，一直以来基本没什么联系，老丈人听完我的话，“哦”了一声，只说了句他们会尽快买票过来，就挂了。

我妈在电话里就哭了，说她会想办法尽快回来，让我追着警察，一定要把小妍找回来。

“你是顶梁柱，可千万别垮了。”挂电话之前，我妈一再叮嘱我。

电话挂断的一刻，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呆坐在沙发上哭了很久。

我给领导发短信请了假，说要专心处理家里的事情，然后去厨房把剩下的粥热了。

收拾锅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厨房的垃圾桶里面扔了一个测过的抗原。

早上临走前，我收拾过厨房的垃圾袋，抗原应该是张玉倩给小妍测的那根。

说不上什么原因，我弯腰捡起抗原，可能是想去感受她们，却发现这个抗原是一道杠，也就是——阴性。

小妍是阴性的，可是早上张玉倩为什么会打电话跟我说女儿感染了新冠？

我回想下午张玉倩的话，她说“医院都打来电话了”，让她带孩子去看病，而后来她出事的地方是妇幼保健院，说明她接到的就是妇幼保健院的电话。

我立刻打电话给妇幼保健院，但奇怪的是，记录里根本没人给张玉倩打过这样的电话。

那这个电话是谁打的?

我赶紧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接待我的警察王德胜，他听完以后，说张玉倩可能是接到诈骗电话了。

这是一种新型的骗局，骗子假扮成医院，或者防疫人员，谎称你家里有人感染新冠，把你骗到医院，而这些骗子穿着白大褂，伪装成医院的人，实施诈骗。

王德胜说需要查一下，之后会给我回过来。

大概半小时，他回了电话，说调取张玉倩的通话记录后，看到下午确实有一通可疑电话，是境外打过来的，通过国内的GOIP设备，变成国内的IP。

王德胜说以他的经验，这大概率就是一个诈骗电话，但这些境外电话很难追踪。

我说电话不好追踪，但是我媳妇人都被骗到医院了，是不是调取医院的监控，就能看到那天到底是谁在骗她了。

警察说这个事他们已经在干了，但需要点时间，希望我理解，也希望我相信警察。

挂电话之后，我越想越觉得事情不对劲，这时候我的电话又响了，收到两条信息，打开一看竟然是彩信，还是同一个号码发的。

这个年代，除了赌博或者色情网站广告，彩信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了。

我点开第一条彩信，是一段三十七秒的视频，视频里：一个穿黑色羽绒服的人，牵着一个穿红白斑点绒绒服的小女孩，在妇幼保健院的门口，上了一辆凯迪拉克轿车。

这个穿红白斑点绒绒服的小女孩就是我的女儿小妍。

第二条彩信是一张身份证，对方叫李绍奎，今年四十六岁，看着就像视频里带走小妍的人。

身份证上有他的地址，安徽省永安县的石溪村。

我赶紧给这个电话回过去，却发现语音提示我拨打的是空号。

我本来准备把这两条彩信上报给警察，电话都拨出去了，但是我又立刻挂掉，因为我突然做了个决定。

三十五年来，我一直努力做一个守规矩的人，做事总会思前想后，常常患得患失，尽量不犯错误。

二零一零年，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城管，在安徽的一个小县城。做这个工作，是因为我爸特别满意。

我爸是地地道道的山东农民，在我的整个成长过程中从来没有提过任何过分的要求。

一直到我大学毕业的那年春节，他第一次正式的和我聊了次天。

我爸说，养你这么大也不求别的，就这一件事你得听我的，将来一定要吃公粮。

我爸一辈子种庄稼，靠天吃饭，四十五岁的时候得了尿毒症，失去了劳动能力，家里日子一天比一天艰难，我能理解他的想法。

老天保佑，我还真的考上了，去了一个安徽的县城当城管。

我进了体制后，我爸在村里逮着谁都得骄傲地重复一下我的单位。

我在那个县城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每天白天跟着同事去大街上抄小摊子，晚上就坐在宿舍门口的长凳上数星星。

我亲眼看过身高一米九的同事猛踹卖西瓜的老头，把他踹在地上了，还要补两脚，西瓜碎了一地。

我爸年轻的时候也在外地卖过水果，所以每次看见这种场景我就特别难受。

我整夜整夜的失眠，因为眼前全是那些画面。

因为工作，我必须得跟他们一起，有的时候会假踹，有的时候会假追。

我在心里告诉自己没有真的把枪对准别人，每次都往下偏了一点，就这么把自己糊弄过去了。

直到二零一五年，我被调到了拆迁办，负责一个村的拆迁腾退工作。

拆迁是城管中最难的事，吃力不讨好，很容易得罪人，一般人都不愿意去干。

我工作几年，没有晋升。领导说做这个是为了“锻炼”我。

过去第一天，我就摊上个事。

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横躺在工地上，让铲车从自己身上压过去，就为了七千块拆迁款。

我过去的时候千钧一发，眼看要出人命，急忙把铲车叫停，安慰了老头几句，答应七千块钱肯定补给他。

结果被别的同事说了一顿，说上面没有这个预算，而且这家补了七千块钱，其他家也这么闹怎么办呢，最后让我自己以私人名义掏这七千块钱。

我一个月工资只有三千多，还有一多半寄回家，身上没那么多钱，想着回头再想办法。

结果当天晚上，领导大半夜的给我打电话，说老头要去省里告状，已经快到合肥市了，你自己捅的篓子自己想办法。

我没有想到事情会这样发展，麻爪了，连忙给同组的同事打电话，问有没有好办法。

同事四十多岁，人挺仗义，看我年轻说这事不用我管了，他来处理。

他带着两个人，连夜开车打算去合肥堵老头。

人是堵到了，可是这辆车却在回来的路上出了车祸，车上四个人全部去世。

我工作好几年，就勇敢了这么一次，却导致了一系列的悲剧。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我不想我的的人生就这么永远在权衡利弊和瞻前顾后中糊弄下去。

第二天我写了封辞职信，组织关系什么都没要，直接从小县城跑到了北京。

我精打细算，走好每一步，尽全力去维持一个最普通的生活，努力去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好儿子、好同事，一个人人都不讨厌的好人。

但现在我苦苦维系的生活，已经彻底完蛋了，唯一的希望是我的女儿小妍。

我必须亲自把她找回来。